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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局與易研 方案（澳門）有限公司等合作，進行的修改兩個新聞法商議式民意調查，雖然第一階段在雙方都不滿意下草草收場，但在業界和民間餘波盪漾餘音渺渺，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。不過無論當局出發點是好是壞，但最低限度好心做壞事是十分肯定的，而這種粗暴對待民意的手法並未隨著十二年前葡國人撤離而消失，反而被保留下來，某程度上還有所惡化。所以這次事件表面上是法制問題和新聞局好事多為，實質上是特區政府的通病，差別是有些部門差有些部門好；有些部門還是願意傾聽接受民意，但有些部門卻真正貫徹落實民意於我如浮雲的原則。



此局不同彼局　民意無分彼此

　　星期日趕搭新城規劃尾班車，權充偽文化人到科學館，親自聽一聽文化局吳衛鳴局長與真文化人如何放下身段對話，實在很受啟發大受裨益。無論從文化角度或城規角度，都是氣氛最熱烈的一場公眾諮詢會，人數當然也是最多的。從開場前與吳局長促膝小談，到三個半小時後官民雙方仍意猶未盡依依不捨道別，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笑聲滿堂，這權的盛會在特區實在罕見。聯想到一周前出席商議日民調，與日前出席新城諮詢，仿如冰火兩重天。雖然民調與諮詢操作方式不同，但傾聽民意的實質應該相同才對，為何卻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？其實當晚新城規劃的技術問題不少仍未有確實答案；也不是文化人特別好敷衍；更不是筆者與局長面對面食三文治縱橫天下，所以奉旨要大力擦鞋。真正的答案簡單到不得了，就是文化人都能感受到他心中的一份誠意，那麼與民同樂的幽默感便自然流露了。小潭山事件中局長一句我愛澳門擲地有聲，因為大家都能聽得出，有那種場合說的不會是官話。同樣是局長，為何陳局長說了多次對修法沒有既定立場，而商議式民調也非公投，但奈何民間和業界就是沒有多少人相信呢？這當中的差別大家都心領神會，也實在怨不得人。



古怪民調稱專業　商議式變引導式

　　商議式民調（ＤＰ）啟動至今大家都一頭霧水，不知道當局又想幹什麼？尤其是調查期間古靈精怪的事層出不窮，加上問卷內容的不妥，益發使人滿腹疑團，故此也就難以令外界相信當局真的沒有預設立場了。例如邀請信中的記者指引，為何竟然規定「記者在每個小組討論現場不能停留超過十分鐘」？為何「記者不能做出任何肢體動作或面部表情透露任何訊息，或分散ＤＰ參與者注意力」？為何「記者不能坐於民調參與者討論區，需坐在課室後排」？這些安排既不利於當局所謂的新聞自由，也無視記者的專業操守，更加像在參與民調記者和採訪記者之間製造分化。措施之嚴格有如戒嚴，試問如何能不啟人疑竇？

　　好了，安排不當時間又長都算了，那份平衡簡介資料本應該非常平衡客觀才對。但事實並非如此。對此各位同業都能從中發現大量問題甚至錯誤，因篇幅關係隨便引用《市民日報》民哥手記《駁斥「平衡簡介資料」重大謬誤》，當中誤導內容一：第十五頁「記者享有某程度上的特權，包括不洩露消息來源的權利及新聞自由的保障」。把傳媒監督權視為特權實在離譜。誤導二：第三十九頁有關建立廣播委員會方案四，「如果缺乏一個統一監管機構，當電台或電視台記者出現錯誤報導時，或作出不道德行為時，難以確保他們會承擔責任。」其預設立場昭然若揭。誤導三：資料中對「依法成立出版委員會」、「訂立新聞工作者通則」、「監管互聯網」分別提出六個方案，請問這算不算預設立場呢？

　　還有更離奇的，是易研向五十多個澳門傳媒機構發出邀請信，只有七家回覆，但一些沒有向易研提供記者名單機構的員工，同樣有被抽中作為問卷調查對象並參加商議日。至於新聞局是否有向易研提供從業員名單，新聞局和易研說法互相矛盾，到底是否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個資辦至今一言不發，你叫市民和業界對私隱安全如何有信心？

　　其實回歸後多個政府部門都已內定黑名單，以專人長期作電子方式抽查或持續監控早已不是秘密，情況遠比澳葡時期嚴重，之不過對新聞界的監控比對市民的監控更加嚴密。ＤＰ事件也暴露出冰山一角，此事若處理不好可掀起全城怒憤。無論業界及普羅市民對此絕不應不聞不問，而應該藉修新聞法之機，向政府各部門討回公道才對。所謂的個資辦根本只是無牙老虎，除門面功夫外絕對無法保障市民私隱權，基本法第四十條通信自由從來未曾真正落實過。



堅持三項基本原則　反對政府修法自由

　　對於ＤＰ和修法業界早有共識，不能像對待政改那樣抵賴狡辯。筆者的電視節目拍擋、澳大傳播系主任林玉鳳在《澳門論壇》上指出：現行《出版法》和《視聽廣播法》源自歐洲較寬鬆標準，一向行之有效，修法原則應承諾不影響現有自由保障。政府在修法過程中不能過份主導，需要重視業界意見。政府也不宜參與監管，應以業界守則、意見為主，才符合新聞專業自我完善及提升。目前兩法足夠保障新聞界，相反《刑法典》量刑更重，如誹謗罪、煽動罪對新聞業影響更大，針對網上言論自由無需另外立法。

　　另一電台拍檔余榮讓在節目中也提及今次事件，專業界別人數只有廿九人是嚴重不足。問題首先是政府先要好好檢討查找不足，當局好應該解釋清楚具體哪些條文有問題才進行相關工作，而且供參考的背景資料也嚴重不足，所以才出現這次的敗筆。

　　事情最後由商議式民調變成商議式討論，在調查角度而言雖然令人啼笑皆非，但卻是必然的結果。曾參與保衛天星碼頭、協助利東街街坊設計H15方案的私人執業規劃師杜立基，曾指出官方諮詢調查工作存在四大鴻溝或死穴：即資訊鴻溝、語言鴻溝、資源鴻溝及理念鴻溝。ＤＰ的落幕再一次證實了四大鴻溝的存在。首先資訊不對稱十分明顯，由於官方沒有給出準確和完整的資訊，雙方的鴻溝路人皆知。同時因為官方和業界對民調和修法，沒有共同的語言或共識，出現鴻溝也是必然的。資源方面民間也不可能隨便拿出三百五十萬來搞民調，故此也無法不出現鴻溝。至於對維護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理念，民間普遍立場鮮明，官方是否如此則見仁見智，起碼今次事件看不到官民理念一致，反而看似鴻溝又擴大了，實在值得有關方面反思。

　　傳媒工作者協會上月已就民調和修法發表聲明，強調必須堅持三項基本原則：一傳媒不接受由官方設立或委任的機構監管是確保新聞自由之基調。因此本會強烈反對設立帶有官方色彩的出版委員會或新聞評議會。二、本會亦強烈反對由官方制訂新聞工作者守則、政府執行記者註冊制度，以及由官方審核記者資格。三、本會高度關注政府是否將網絡媒體納入立法監管之列。本會認為在未經社會認真討論、國際上先進國家和地區亦沒有相關法律參考、而現行本澳法律（例如刑法典和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打擊電腦犯罪法等）已有足夠保障和規管的情況下貿然立法，至為不當。綜上所述，本會促請政府暫停修法程序，包括現時使用公帑開展「是否修改《出版法》及《視聽廣播法》的商議式民調」。

　　日前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也與新聞局展開交流並達成三點共識：一、兩項法律已頒佈逾二十年，不少內容脫離社會實際，有必要全面檢討，但原則是必須維持澳門現有新聞自由尺度不變；二、尊重政府對兩法無既定立場的原則，讓社會繼續討論兩法事宜；三、若將來有需要設立新聞評議機構，可參考現行新聞工作者醫療保險制度，由政府設立法律平台，交由業界自行辦理。



　　關於記協與政府達成的共識，筆者在諮詢香港業界前輩後咸認為太過溫和且有漏洞，實不宜隨便接受。

一、兩法頒佈時間長，不構成必須修法的借口。既然政府認為過時宜先提出建議，便應該向業界說明哪些條文可能存在問題，向業界進行諮詢。

二、當局到底希望「檢討」兩法或探討修法語焉不詳難明，如果像記協所言是「全面檢討」，需要長時間逐字逐句開無數次會研究，是否有此必要？另外如此漫長的檢討，似乎與新聞局趕鴨子上架的速度相違，哪到底是記協說了算還是新聞局說了算？

三、是必須維持澳門現有新聞自由尺度不變，還是與時並進提高新聞自由尺度？是個大是大非問題。

四、政府對兩法是否真的全無既定立場見仁見智，但起碼從平衡簡介資料及一連串斧鑿痕跡中發現似乎並非如此，如此這般又有何原則可尊重？

五、由政府建立平台，讓社會繼續討論也殊為不妥。這個平台應該由業界自由搭建，不希望帶有官方色彩。

六、「若將來有需要設立新聞評議機構」，行文仿如ＤＰ具明顯假設性和引導性。在澳門可見將來的傳媒生態，看不到設立評議會必要性和迫切性，這一大瞻假設目前不能接受。

七、新聞工作者醫療保險制度千呼萬喚始出來，政府長期並不合作。請問所謂評議會是否暗示，業界與政府又將陷入新一輪的漫長鬥爭中？既然如此又有何必要設立？

　　經過這一輪內耗，筆者認為政府最聰明的做法，就是停止所有民調和修法準備，認真長期地與業界交流接受意見，培養互信。當民間和業界都認為時機成熟自然水到渠成，新聞局又何必急於一時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