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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報訊】對於特區政府花費350萬元公帑委託民調機構，對修改《出版法》、《視聽廣播法》進行商議式民意調查，為修法鋪墊，有傳播學者認為，民調 所得出的數據不能反映不同理念和深層意見，且民調容易受到政治和經濟利益左右，公正性廣受外國社會質疑，更何況是次市民大眾，甚至新聞工作者對政府修法的 動機和理念均不清晰的情況下進行民調，促請政府解釋清楚為何要採用民調的方式收集民意，掃除社會和新聞工作者的疑慮。

　　澳門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劉世鼎接受訪問時表示：特區政府委託機構採用民調方式收集意見，從好的方面來說，是想了解民意。

　　然而社會的最大疑慮，是政府為甚麼在這個時候提出修法，動機和理念是甚麼，為甚麼要以民調作為立法的基礎？任何立法、施政，都需要公眾知情、了解，但是次修法的理念和方針並不清楚，故出現不少疑問。

　　他續指出：民調機構藉民調收集到的意見量化，得出一大堆數字，但每個數字背後都有很多局限，最大的局限就是缺乏深度討論。民調的抽樣方式、問卷 題目的設計、受訪者的意願，以及統計資料的分析，都會影響到結果。還有一個疑慮，就是民調無法深入了解受訪者的深層意見，還有表達意見的背景因素。

　　籲解釋用民調收集民意釋疑慮

　　利用民調方式收集意見，在外國已有長久歷史。惟國外有不少聲音對民調提出批評，包括民調容易受到政治和經濟利益左右，無法保持中立，而民調到最後，可能是用來製造、引導民意，而不是忠實反映民意的手段，公正性廣受外國社會質疑。

　　劉世鼎直言民調無法反映不同理念、深層意義，不能取代討論、辯論。在沒有充分訊息和討論的情況下進行民調，甚至把民調用來作為立法施政的單一基 礎，風險非常高，更何況普羅市民對《出版法》、《視聽廣播法》法規內容不清不楚，怎麼提出意見？再說，今日得到的數字，不等於明日不變，因此不宜單憑一次 討論得出的民調結果，就斷定修法內容。

　　他認為，民調結果可以作為參考資料，但不能作為唯一的立法基礎。他認為政府有關部門有必要解釋清楚是次修法的理念、原則和動機，以及為何要採用民調方式來收集民意，掃除社會和新聞工作者的疑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