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文鏈接

特首崔世安以長官意志，在上任後三個月，迅速作出最重要的決定：修訂《出版法》及《視聽廣播法》，事前卻沒有公開諮詢新聞業界的意見。是次修訂不只觸及非常寶貴的新聞自由，政府極可能藉此機會，將互聯網納入兩法之內，可惜，公眾的關注不多，但是，事情發展至今，已敲響不少新聞人的警鐘。

事實上，修法進程已經展開，現在是第一階段：研究及民調。政府豪花三百五十多萬元，透過新聞局委託易研方案 (澳門) 有限公司 (下稱易研) 展開商議式民調。其舉措可理解為尊重民意，但是，回歸十多年來，政府何曾尊重民意呢？反之，令人擔心的是，政府或會挾著「民意」去收緊新聞和網絡自由。

筆者的基本質疑是，專業運作應否受「民意」主導。無論如何，米已成炊，是次民調已成為修法進程的起點，現時惟有專注其運作是否獨立、透明、科學。首先，甚麼是獨立呢？跟從委託方 (俗稱老闆) 的意思，設定調查的問卷時，不提問某些理應提出的問題，算是獨立嗎？

依從老闆意志調查？

早前，澳門民意調查研究學會受陳美儀立法議員辦事處、善明會委託展開「澳門快樂指數二Ｏ一一」調查，學會會長張榮顯正是負責修訂兩法民調的易研項目總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那個「快樂調查」偏偏沒有詢問受訪者是否滿意「保安司」、「行政法務司」所管治的項目 (如：是否滿意本澳門的民主發展)，只問及「社會文化司」、「運輸工務司」、「經濟財政司」的。張榮顯的第一個解釋是，「去年主辦機構為調查定位為關注民生」。

十月十六日，易研舉行修訂《出版法》及《視聽廣播法》的民調新聞發佈會。多年在大學任教傳播系的張榮顯被問到：就涉及新聞專業運作的複雜議題進行民意調查，是否恰當？是否必需？他的第一個解釋又是，「我們都是看標書，標書需要做一個民意調查，我們認為這個方法能夠解決問題。」

以上兩例或許反映民調主事人的態度，至於，修訂兩法的民意調查，其運作又有甚麼問題呢？易研將下月 (十二月四日) 舉行一整天的商議日，三百位本澳市民 (公眾組) 及新聞工作者 (專業組) 在當天出席小組討論和大組答問環節。小組由誰主持呢？討論會否被偏向性引導呢？誰是第三方的監察者？

公眾組與事業組同時進行有計算

易研強調商議日的過程將會公開和透明，然而，不少記者質疑，為何公眾組和專業組必需同時進行？記者若要出席專業組，就不能到公眾組監察，有資深記者更建議兩組在不同日子進行，但是，張榮顯以技術為理由，表示不能錯開公眾組和專業組的舉行時間。

除了公眾組的問題外，張榮顯曾表示，易研會公開邀請新聞專業界別人士參加專業組。筆者向出席十月新聞發佈會的記者查詢，他們的理解是，所有新聞從業員都可參加。但是，易研日前發函邀請各新聞機構高層提供參與者的名單，從而隨機抽出一定數量的人士出席討論。上述安排差異是被誤解或是後來修改？

商議式民調由美國史丹福大學的教授創立，該大學的商議民主中心也參與本澳修訂兩法的調查，他們以往曾否對某個專業運作展開調查呢？該中心副主任蕭瑩敏博士回覆，巴西曾就公務員的招聘改革進行商議式民調。筆者認為，涉及新聞自由的專業運作不應與公務員的招聘混為一談，它們該是兩碼子事。

新聞自由  易損難護

新聞是一個專業的運作，大學新聞系課程為期四年，既學理論也要實習。可惜，新聞系畢業生進入新聞機構工作後，不少才慨嘆理想與現實差很大：原來，自己不單無法促成社會公義，更可能成為不公義制度的附和者。基於種種原因，不少被迫放下新聞自由的信念和尊嚴，迎合老闆和編輯的無理要求，如：放棄寫某些內容，改變報道的角度等，這似乎已是行內的生存之道。

另外，筆者相信，是次民調的部份重點將是：應否設立新聞評議會、應否統一發放記者證。雖然，這些議題得到不少新聞業界尤其高層大表歡迎和支持，但是，也有意見則堅決否定，因為，上述措施將可損害新聞自由，令「不合建制、權貴主流」的機構、「不聽話」的記者被迫就範。若修法時硬要用民調數字來主導，那與「人多欺人少」有何分別？

官方新聞稿曾這樣寫到：「政府會因應首階段 (研究及民調) 的方向研究結果草擬法律文本。」雖然，易研強調，除了小組討論和大組答問外，也會發放「平衡資料」，但是，連業界都有分歧的議題，連新聞學者都沒有一致結論的課題，而且，新聞自由如何在深層運作中受到傷害，不苦讀四年後進入機構也體會不到。如此看來，市民的意見怎可能決定和主導修法方向呢？

筆者最後向在大學任教多年的張榮顯博士請教：若果市民看看「平衡資料」、花數小時討論和答問，就能學習、了解新聞專業，就能揭發損害新聞自由的手段，那麼，花四年讀大學新聞課是否還有需要？學生們是否浪費時間和青春？新聞學者們花了數不盡的歲月，為保護新聞自由而研究和發聲，又是否多此一舉？